编者按：在城乡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同时，作为反修防修战略部署的一部分，意识形态领域也开展了过火的、错误的批判和斗争。1962年秋，江青无端地指责昆剧《李慧娘》是与社会主义不相容的“鬼戏”。次年5月，她又组织文章对《李慧娘》和赞扬这出戏的文章展开批判。江青在文艺问题上的错误主张，也影响了毛泽东对文艺问题的看法。
1963年12月，毛泽东对文艺问题写了一个指示：“各种艺术形式——戏曲、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入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在这种情况下，刘少奇和邓小平召集中央和北京部分文艺界领导和个别著名人士开会，贯彻毛泽东的批示。会上，邓小平在刘少奇、彭真、周扬讲话时插话说：“表现将相智慧的东西也可以演。”“不要太急，不要降低质量。”“不要利用无产阶级专政强加于人，结果不中不西，非驴非马。”
1964年6月23日，江青在一次演员座谈会上对文艺界大加指责。她说：“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九十几个话剧团，也是‘一大、二洋、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对于江青的发言，毛泽东很欣赏。6月26日，他批示道：“已阅，讲得好。”
紧接着，一大批的电影、戏剧、小说受到批判，文化界的一些领导、作家受到围攻。先后被公开批判的影片有《北国江南》《早春二月》《舞台姐妹》《红日》《兵临城下》《革命家庭》《林家铺子》《聂耳》《怒潮》《不夜城》《两家人》《球迷》《逆风千里》《抓壮丁》等，被批判的戏剧有《李慧娘》《谢瑶环》，小说《三家巷》《苦斗》也遭到批判。
此后，哲学社会科学界也开展了各种批判运动。在哲学界，杨献珍因提出“合二而一”论（其基本观点是事物由对立的两个方面构成的，对立的两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被指责为与毛泽东提出的“一分为二”（“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通俗解释）唱对台戏，各种报刊相继发表了大量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此外，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和《平凡的真理》，也被指责为“宣扬修正主义思想的坏书”“主观唯心主义的大杂烩”而遭受批判。在经济学领域，孙冶方提出的应该大力抓企业利润，改革那些不计成本、不讲效益的企业管理制度的主张，被指责为鼓吹“利润挂帅”的修正主义观点。在历史学界，翦伯赞提出的应该历史主义地对待农民战争，经历一个大的农民战争之后，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封建秩序，有时会对农民作出—定程度的让步，在历史研究中不能搞“以论带史”等观点，被指责为“歪曲和污蔑农民革命”，“美化地主阶级，歌颂封建社会”。
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政治批判日益加剧的形势，邓小平试图控制局面的发展，对文艺领域批判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提出了批评。1965年3月2日，他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陆定一汇报文艺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有关情况。邓小平说，过去，工作队下去是专找岔子，搞得干部没有出路。按照“二十三条”搞了以后，百分之八十干部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文化界的下乡三个月活动，也不要搞得那么机械。轻体力劳动，可以搞一点，上了年纪的人就不要搞同住、同吃。针对出现的围攻、批判某些文艺作品和文艺界代表人物的现象，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让演。那些“革命派”是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的肩膀自己上台。要赶快刹车。
3月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文化、教育部门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时，又指出：对前一段的工作，一是要肯定成绩，二是要指出缺点。“二十三条”没有出来之前，有缺点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要总结经验，要研究根据“二十三条”学校该怎么搞？运动的范围有多大？要达到什么目的？应立即停止对冯定每周七小时的批判。运动的方向要转到落实教学、调动教职员工积极性方面。
这时，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不满也明显表露出来。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各大区书记会议上批评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一个是指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央书记处，另一个则是指李富春领导下的国家计委。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毛泽东对中国出“修正主义”的担心愈加强烈。1965年9月中旬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明确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他甚至不无忧虑地说：“我快要去见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给我留个修正主义尾巴，我不干。”
从1965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必须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大革命，来彻底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突然发表了姚文元的批判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批判的对象是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1961年创作并公演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矛头却是指向以彭真为首的中共北京市委。
1967年4月，江青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曾不无得意地说：“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判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1967年2月，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访华代表团的卡博、巴卢库时也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11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找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了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
这篇批判文章在发表之前，刘少奇与邓小平一无所知，直接相关的中共北京市委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也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文章发表后，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一开始并未引起特别的注意，《人民日报》和北京市的报刊也没有加以转载。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要上海将文章印成单行本，向全国发行。对发行单行本，北京方面也不甚积极。后来，迫于压力，《人民日报》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但中央一线领导人还是想将此事控制在学术讨论的范围内，以彭真为首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在1966年2月拟定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出在文化领域里开展批判运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在报刊上公开点名作重点批判要慎重，有的人要经过领导机关批准等。2月5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听取了五人小组的汇报，同意了这个提纲，并要求五人小组尽快向正在外地的毛泽东汇报。
邓小平对批判吴晗很不赞同，当彭真对他说吴晗的心里有负担时，他说：“马连良演的那个海瑞的戏我看过，没什么错误嘛。有些人总想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对别人一知半解，抓着一点辫子就批半天，好自己出名，我最看不起这种人。你告诉教授，没什么了不起，我们照样打牌嘛。政治和学术一定要分开，混淆在一起是最危险的，会堵塞言路。”邓小平照常和吴晗打桥牌，并对吴哈说：“教授，别这么长吁短叹，凡事都要乐观。怕什么，天还能掉下来吗？我今年六十一岁了，从我参加革命到现在，经历了那么多的风浪都熬过来了。我的经验无非两条，第一不怕，第二乐观，向远看，向前看，一切都好办了。有我们给你往前顶，你可以放心了吧！”
然而，形势的发展并没有邓小平估计的那样乐观。在姚文元文章发表的同一天，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免去杨尚昆的中央办公厅职务，“罪名”是“背着中央私设窃听器”，“把大量的机密文件和档案擅自供别人抄录”。其实这完全是康生、江青的诬陷和强加的罪名。杨尚昆与邓小平都是四川人，两人不但工作上来往很多，两家交往也一向甚密。邓小平对杨尚昆所谓“严重错误”不以为然，认为杨尚昆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后来在被迫“检讨”时，邓小平曾说过，他曾长期不认识这是一种“特务”行为，作为总书记，他对此事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
接下来的问题就更严重了。
是年12月，林彪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派叶群坐专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长达几个小时的汇报，诬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有篡军企图。毛泽东听信了林彪的诬告，在上海亲自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将正在昆明检查战备情况的罗瑞卿用专机接到上海，进行背对背的揭发和批判。
对于这次会议的内容，不但受批判的罗瑞卿事先毫不知情，就是作为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也是一无所知。到了上海，才知道会议的内容。据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回忆，在会上，邓小平比较和缓，传达了毛主席12月2日在海军的报告上对罗瑞卿问题作的指示，内容是：“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总理也很谨慎，态度不很明朗。贺龙讲了几句。
12月10日，毛泽东派周恩来和邓小平找罗瑞卿谈话。邓小平特地叫上夫人卓琳一同前往劝慰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卓琳对郝治平只说了一句“你放宽心些”，便控制不住哽咽起来。后来“文化大革命”中批判邓小平时，造反派曾抓住此事，说邓小平包庇罗瑞卿，说卓琳与郝治平抱头痛哭。
这次会议上，罗瑞卿的职务被撤销，并以“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等罪名进行隔离审查。随后又成立了一个“中央工作组”，于1966年的3月4日至4月8日在北京开会批判罗瑞卿，邓小平被指定为会议的主持者之一。邓小平对林彪素无好感，根本不相信林对罗的那些恶意诬告。于是，会议开始后，他就把会议交给彭真一人去主持，自己与李富春等前往西北，视察三线建设。后来在“文革”中“检讨”此事时，他说：“对于这个斗争的严重性质一直没有理解”，并承认“实际上是在开脱罗瑞卿”。
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4月8日，也就是批罗瑞卿的会议结束当天，康生打电话通知邓小平立即返回北京。邓小平等人不知道中央又发生了什么事，在西北视察过程中，他们一路上讨论和思索的，都是如何发展西北经济和建设三线这些问题。接到电话，邓小平等人紧急从延安坐专机直飞北京。这时邓小平才知道，主持会议的彭真也出事了。
彭真出事的直接起因是那个“二月提纲”。1966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同意这个提纲后，彭真等人专程到武汉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得知政治局常委会已经讨论并认可了这个提纲后，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并问彭真：“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说，吴晗经过批判后还是可以当副市长。彭真以为毛泽东已经同意了这个提纲。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批转了“二月提纲”。
与此同时，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背着中央一线领导人，搞了一个与“二月提纲”相对立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毛泽东对这个纪要十分看重，亲自作了三次修改。纪要的核心内容，是认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艺战线“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经毛泽东批准，4月10日，中共中央也转发了这个座谈会纪要，并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
3月底，毛泽东在上海先后同康生、江青、张春桥等人多次谈话，严厉批评“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他尖锐地说：“如果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还说，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此后，中国的政治气氛越来越紧张了。4月9日至12日，中央书记处在北京接连几天开会。康生在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在上海对彭真的批评。会议不得不对彭真进行批评，同时决定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另外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批准。
4月16日至24日，毛泽东又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对彭真所谓的“反党罪行”进行批判。4月24日，会议基本通过了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决定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正式通过这个文件，同时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等四个人作出组织处理。
邓小平内心很不赞成对彭真的批判，但在当时那种党内民主生活极端不正常的情况下，邓小平即便有不同意见也不可能公开提出。他后来回忆说：“彭真的问题本来不大。我没有附和，送了半筐橘子给彭真，表明态度。”
彭真虽然被错误打倒了，但形势并未好转。
注释
大概在1959年8月7日以后，6个小组合并成3个“临时小组”，即第二组（组长柯庆施， 曾希圣代，副组长廖鲁言），第四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萧华），第五组（组长张 德生，副组长舒同、黄火青）。每个组50来人。 彭德怀在第四组，组员有一半是军队同志，老三军团的几乎都在这一组。 黄克诚在第五组，军队同志约比第四组少一半。张闻天、周小舟在第二组，没有现役部队同志。这个形势就是集中力量批斗彭、黄、张、周四人。
大家对彭、黄、张、周的那种面对面的尖锐语言，上纲上线的武断，乃至难堪的人身攻击，种种可怕的质问，另人难以接受。那些过于难听的攻击、质问等，《简报》上也未作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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